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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wc39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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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读了我的一些博文,便可知道,作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由来多少有些偶然,虽然建筑学专业是我所爱,但成为这个专业的老师却有些身不由己的机缘。不过如今在我对大学教师这一职业逐渐适应并喜欢且又将渐行渐远之际,却又平添了几分惆怅,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大概还是,大学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不由想起陈丹青的离开清华,他本是怀抱理想跨入自以为的学术圣地的,然而没料到“水木”已经不再“清华”了,那就选择离去!我佩服他的毅然,虽然这只是犬儒的洁身自好,并无补于理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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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四月归来的别样惊醒  

2013-09-18 07:57:51|  分类: 社会话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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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短短四个月,回来看到什么情况会让我别样惊醒呢?原来因为一下子听到师长或亲朋同事病重住院和去世的竟达到了两位数!尽管这些病或亡者大都上年纪了,凑在一起或许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着实让我对老龄社会,有了切身又别样的震惊感受。

老龄,对年轻人(当然也包括年轻时的自己),是极少想到的问题,总觉得那很遥远,即使人到中年了,也不太会多想,已经活得很累,何必再自寻烦恼。我自己,甚至在已进入老年后(标志是退休吧?),也有很多年,浑然不觉老的阴影已然附身。直至忽然有一天,陌生人对自己的称呼,从师傅变成老师傅,迎面遇到带孩子的邻居阿姨让小娃娃叫我“老伯伯”,公交车上偶尔有人对自己起立让座……,才醒悟到,自己真的老了!不过,这仍然只是阈于对自身变化的感慨,对所谓老龄社会,还是想得很少的。

可这次从美国回来,就是一些发生在短时期里的病重和亡故事件,看似偶然碰在一起了,其实却是有必然意义的,让我大彻大悟似的猛醒,老龄社会,再不是媒体中经常见面的人口老龄率的干巴巴的统计数字了,更不是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那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标题党”故作惊醒。一直说“年轻时不懂爱情”,这倒不可怕,晚一点,爱情还是会有的。实质问题是“青春时不懂青春”,或者说不珍惜青春,青春是经不起消费的,逝去不会再来。老龄来临时,就更不堪回首了。

老龄和亡病,也许暂时还在不相干的人身上发生,但却是注定每个人命中迟早要来的。一个好社会(“和谐社会”和“正能量”等已经说得太滥,正如再好的美食天天吃也会厌,再塞就要吐,所以不想套用了),一定应该是一个为老龄人做好充分合理准备的社会,然而,我看到的是社会养老体系的不健全、乡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相伴的无奈,医疗费用的高企,医疗制度的不公平……还有老病对小辈的拖累。

这次赴美出发前,就听到一位老师突然去世的消息。他是50年代回国的华侨,夫人比他大很多,早逝了多年,已经一个人生活很久了,但春节见面看着还挺健康的,怎么能忽然就走了!到美国不久,又有在美国的一位学生问我,我的一位恩师生病住院了,并已下过病危通知,你知道吗?我说我4月底出来时还一无所知,详询之,竟是在我赴美前就入院的。这老师也算是业内全国知晓的名人,可我人在上海,去学校时也完全没有听说,真是深感歉疚。

这位老师是我毕业留校初出茅庐时的顶头上司,我当时的教研室主任,在我博文《最珍贵的礼物》中曾有专门回忆,她长期以来在做人做学问方面均十分提携我。所以8月底一从美国回来,尚未料理完恢复正常生活的一应事务,便赶紧去打听到的医院探访了。

她入住的是医保定点医院的干部病房。知识分子不是老干部,被施恩入住是很荣幸的,不过有许多条条杠杠限制,以这位老师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更兼民主党派的市领导身份,当然绝对够格。具体的说,她持有一张医疗“红卡”,那是先决的政策性的资格认定。其它加工资、发补助、定职称等等,只要需要将人群划线分等,都屡屡会有类似政策条规出台。不过所有这些政策却是我们国家特色的波动和随意的,没有延续性,杠杠划定标准,有时是职位、有时是职称、有时是毕业年限、有时是工龄、有时又是年龄……。划进划出,天渊之别,也许每回制定政策者脑子里临时想要照顾哪一部分人的利益,便将线划那儿了,下不为例。通常小老百姓形象的譬喻是“搭末班车”,其实比末班车糟糕多了,因为末班车明天还可再乘,而这种“上面”颁定的“待遇”,赶上趟是运气,赶不上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至于干部、知识分子之外更广大的人群,是否又另有三六九等待遇,或者完全不在考虑之中,那也都是听天由命的事。

那医院我第一次去,问门卫,干部病房在哪儿?他指着门诊楼后面一幢高层建筑,说就在那里面。走到大楼旁一看,原来这幢楼就是医院的住院部,并无特殊之处。就近进了病房楼的侧门,在电梯口指示牌上却没找到“干部病房”,倒是有两个楼层和妇科、产科混在一起的,标有“老年病科” 的字样,直觉那应该就是了——直书干部病房,怕引起反感,或不安全?其实这有点掩耳盗铃,既认为合理必要,有何公开说不得的?不过我对自己的猜测总还不太放心,便问了正在身旁的一位清洁女工,果然,她告知的干部病房,正在我猜的那两层。

我想垂老衰病之人和产科新生儿混在一起,未免安排得太幽默一点,生老病死,国人对后三者是讳言的,远没豁达到真要庆祝“辩证法的胜利”的程度。于是便很不好意思地先找到妇科那层护士站打问,护士脑子里将我报的姓名过了一下,说我们这儿没这人,请到下面一层问问——还真就是与产科同层!走到楼下,还没到护士站,却在走廊遇到了一位也是我老师的同事,忙打招呼。她的出现我并不奇怪,因为我事先已听说她的先生也在这儿住院,本来准备在看望我的恩师后,也去探视的。他们是60年代初留苏回来的一对夫妇,不但是资深教授,而且由于先生出国前就有一段工作经历,所以早早地就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我说我先去看某某老师,她便自告奋勇要给我带路,于是就在她带领下,很顺利地进入了病房。

我的恩师今年88岁了,身体一直很不错,但3月份忽然感觉不适,腿浮肿,一检查,尿蛋白严重超标,立即收治入院。入院不久即诊断为“肾病综合症”。据说这个病青少年比较多发,也比较凶险,这样的高龄老人患这病的不多见,所以比较棘手。尤其想不到的是,病情很快急转直下,出现了多种并发症,不久竟发出了病危通知!最后,不得已,用上了没有百分百把握却有较大副作用的治疗手段——激素疗法。副作用主要表现在免疫功能下降、易感染、形体上会出现所谓“满月脸、水牛肩”的虚胖。但这种大剂量激素的治疗,对激素敏感的患者,控制病情是很有效的,在起作用后,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逐步减少药量,再维持一个时期的最低剂量,直至撤去药物,后遗症也是会逐渐退去的。但对激素不敏感的,则没什么作用。幸运的是,老师对激素很敏感,很快脱离了病危状态。我去探视时不仅已经能倚靠着半坐在病床上,而且可以自己进食了,这实在是非常可喜的事。一般的对话也能进行,我没有太多汇报在美见闻,只是探问发病和治疗、恢复以及如今日常生活的情况,以便转告向我通风报信并急切等待消息的美国那边的学生。侍奉在旁的老师女儿,不想让她太劳累,大多代为详细作答了。

最后老师告诉我,她现在最想的是回家,她还牵挂着二三年前因小中风而行动困难并完全失语的丈夫。但是她女儿告诉我,现在因长期卧病,腿部肌肉已经严重萎缩,即使能下床,也无法行走,以后可能就要与轮椅相伴终身了。那样,家中将需要两部轮椅——老龄社会的经典画面立即呈现在我面前。我掩藏起心中的黯然,只好说些宽慰的话,相信她出院后,坚持康复锻炼,慢慢通过在家里扶着家具站立、移动,恢复走路一定是有希望的!

道了珍重,握手告别,出了这间病房门又进另一间病房,这回是老师女儿把我带过去的。后一位老师的状况有点出乎我预料,比我想象的要差得多。由于他属于离休干部,退休以后早已不参加学院的活动,所以平时见面机会很少,不过我们原来尚算熟识,他夫人更是我就读的城市规划专业中人,接触更多些。

最早得到的消息,他得的是白血病,但据说已经治疗到稳定阶段了,在家静养。不想两个月前,忽然脑梗,急送入院,已经严重瘫痪,病情进展很快,如今营养是靠鼻饲,完全不能说话。我进去时,他是醒着的,然而夫人指着我说我的名字,告诉他我刚从美国回来,特意来看他,他却只是一直瞪着双眼,像在看我,眼珠却不会转动;但是从他一直紧握我的手来看,意识多半并未丧失,只是无法表达。

他和夫人,都是很正派的老党员,记得大革文化命初期,他还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岁的青年教师,忽一日,被系馆前大道上特大墨字刷出的标语揪了出来,好像罪名是反党修正主义份子之类!这是“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之外,系里普通教师被打倒的第一人!现在回想,那时他从苏联回来不久,可能还不太适应国内阶级斗争的气候,又喜欢口无遮拦的说话,尽管是在党内会议上谈的心,却被别有所图的政治投机份子记录在案,运动中就拿出来当垫脚石了。在“牛棚”一大群上了年纪的人当中,他的年轻和思想活跃,很是突出。如今看着病榻上完全不能自理也不能表达意愿的一个靠插管维生的人,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悲凉。

回家是和这位老师的夫人一起乘公交走的,还好赶在下班时段前,车子有空位坐,并不辛苦。我问她每天都来吗?她说基本上每天过来陪陪,主要则是大女儿在照料,小女儿也在美国,鞭长莫及了。毕竟她也已经是80出头的人了,体力已不济,大女儿也不住一起,在家管好自己三餐,不生病就是最大的太平。我夸她筋骨还挺好,她问明我年龄,说我还年轻,哈哈,满头白发的年轻!我们就这样尽量说些轻松打趣的话,但是后来,还是不知不觉转到有些沉重的话题上,她和我叨叨,某某前不久去世了,知道吗?是和某某(就是我前文说到的那位华侨)在同一所医院动的手术,两人前后走都有医疗技术上的问题,但又算不得医疗事故,就是老人经不起折腾。后来又说到某某老师的癌症至今未能得到根治,好像已出院在家养着。这位老师学术上很有造诣,比我小,才刚到退休年龄,但学术活动只能戛然而止了。

坏消息,并没到此为止,那天回到家,又接到自己外甥女一个电话,报告其母(我表姐)在我赴美期间去世了,是旁边没人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就此十多天以后直接去了。我夫人又从她的同事那儿得知,原来我们隔壁邻居的一位女老师,比我略年轻,也是摔了一跤,但不巧是后仰,昏迷至今两个多月了,已成植物人。另一位住过高层同一层的老师,退休后一直在退管会兼差,山东人,自恃身体很好,一天早晨骑车去不住在一起的儿子家,给小孙儿送早点,贪方便逆行了一小段路,结果偏巧被一辆汽车迎面撞了,送医抢救,没救过来。因为是逆行,自己得负事故全责!他年龄和我不相上下,另一个儿子与我女儿曾是小学同班。这虽是飞来横祸非正常死亡,但老人要骑车去照料第三代,却是悲剧的内在深层动因吧!或许“老年时不承认老年”比“青春时不懂得青春”更可叹一些!

扫兴的亡病故事,还有,就不都一一道来了。近年来我的师长辈人,多数都已陆续凋零,同辈人,也已到了人生的秋冬季节,就像那些一张张在寒风中瑟缩着的黄叶,落地只是先后迟早的事。但作为知识分子,虽然垂老,一直还执着于事业的,仍是多数。有用得着的地方,精力体力还济的,飞来飞去的照样乐此不疲。自然,不为柴米,就为个活得充实。对国家来说,也是不浪费资源的好事(可惜国家并没有这方面的设计,全是社会和个人的自发行为)。不过,到底拗不过年龄,感觉到了知难而退放得下的,算是智者,太忘我的孜孜以求,虽值得尊敬,却不值得仿效了。不为自己也得为小辈想想,奔忙生活中的他们,多半都无暇来思考自己人生的未来,更无暇来关心老人了;他们正被自己的子女成长问题纠缠得焦头烂额。可是,老人真的倒下了,他们怎么也得抽身关心一下,这种负担,即使没有传统的孝道在增加负荷,正常人伦人性总是摆脱不了的,所谓反哺是也,只是反哺不会像哺育孩子那么有乐趣,只是责任。

就在写这篇文字时,夫人正在担心的一位曾在同一部门任教的刚满50岁的女老师,在经过两三年癌症病情起起落落后,终于撒手人寰!她健康时曾辛苦照料过同样患癌症去世的母亲(也是我认识的一位同济地下系的女教授),而其父亲本已从教职到官场升迁,如今却在多年鼻咽癌的未决命运中先送走女儿,真是悲摧的一家!她的独生子,刚去国外留学,接到病危消息,急往回赶,可是已来不及做最后的告别了!我不知道,在自己已病得不轻时送儿子出去的她,最后有没有遗憾。按国人的思维习惯,上一代为下一代无尽地付出,是不求回报的,这就是爱。其实,到一定时候,爱惜自己身体不去拖累儿女,或许更是给他们减负的大爱选择吧。

“老吾老及人之老”,老龄问题,不应只是老龄人或者家庭才该关注的事,我看到侍奉在那两位老师病床边的女儿,联想到在场或不能到场的他们的老伴,一直在想,这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迟早会面临的一幕。既然人人都会老去,那老龄问题就是每个人或者说全人类共同的事了。事实上,普遍的老人为第三代的付出,就是因为学前儿童的照料,缺乏社会性的完善体制,所以老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只看到老人就罢的,自然绝对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大城市空巢家庭,有的已达80%,我想这空巢的意思如果只是指与儿女小家分别居住,其实倒是很多老人的自愿选择,不能与无依无靠相提并论,只是,最好有完善的社会机制来为这种不同于以“四世同堂”为福气的价值观做靠山。人类为什么需要社会?需要政府?在老龄社会来临时,社会和政府应该有更多作为的吧,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贫困家庭,下一代自顾不暇难以倚靠,单打独斗是绝对扛不起这副养老重担的。

我庆幸自己现在暂时还手脚无碍,头脑也还清醒,还有余心去想养老和医疗公平的事,但余力已经很有限了。只能更多的指望,年轻人更关心这个离自己好像有点远却也是切身的话题,同时也更指望将来终会变老而迟早退休的各级“接班人”多点作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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