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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wc39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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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读了我的一些博文,便可知道,作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由来多少有些偶然,虽然建筑学专业是我所爱,但成为这个专业的老师却有些身不由己的机缘。不过如今在我对大学教师这一职业逐渐适应并喜欢且又将渐行渐远之际,却又平添了几分惆怅,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大概还是,大学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不由想起陈丹青的离开清华,他本是怀抱理想跨入自以为的学术圣地的,然而没料到“水木”已经不再“清华”了,那就选择离去!我佩服他的毅然,虽然这只是犬儒的洁身自好,并无补于理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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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命运逆转(图文)  

2014-10-12 16:06:52|  分类: 情感花园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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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某一天,忽然接到一个遥远的新疆电话,直接通姓报名:我是某某某!啊,那是很久没联系但一直思念着的一位大学老同学,喜出望外!同济建筑系60周年时,曾按通讯录上新补充的手机号尝试发短信邀他前来,结果多日无消息后,却突然接到一个他打来的电话,说平日基本上不看短信也不会发短信,这一次巧了,鬼使神差,偏巧看到!但他说刚出差从南方回去,不想太奔波了,下次有机会来沪,一定会联系我。果然,这次他践诺了先前的电话,说马上要来上海,是回同济参加一个项目的评审。我说太好了,就在他前一天,正好北京的一位同学也要来,我正在组织会面,那就尽量让更多在上海的同学一起好好聚一下!

这位新疆同学,大学期间,与我是相当知己的朋友,但不寻常的政治生态,阻断了联系。我们主要是在戏剧、电影、音乐等业余生活领域有太多共同爱好,十分谈得来。但因为他是上海人,入学时被一个上海人班长分宿舍时,按地域划分,与一批上海人住二层宿舍楼西端的楼上,而我被那班长划分到一间福建同学为主的宿舍,住东端的楼下,后来换了两次宿舍楼,上海同学抱团的情况已被打乱,仍无缘同住一室,所以在日常起居生活方面我们的交集其实很少,但是这挡不住课余时间的交往,自然而然地从共同的兴趣出发,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然而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划为班上唯一的右派,我则因为同情他,认为小小年纪(那时我1819岁)不可能反党,在批判他时,认死理地作无声的抵制,拒不发言。虽因自己没有右派言论,未招致连坐,但在接下去的另一场“拔白旗”风暴中,还是以个人主义和“白专道路”的由头,遭到了两次班级批判。

毕业分配,在全班都宣布了分配去向的情况下,唯有他和我意外地被归入“待分配”的另册。不过两人的待分配原因并不相同。他虽然毕业前在同学们要求下获摘帽处理,可是最后却与其他一些带帽右派一样,被配往新疆建设兵团,我则因莫名其妙取消了原定的研究生名额,而等待新的命运,最后阴差阳错留在了学校。

他去新疆我大概是同学中第一个知道的(参与此事的同学干部应该更早知道),因为他的分配方案下达,同学们早已星散,新学期都快开学了,他回学校办理手续,正好与我在一座教学楼底层走廊遇到。其时我还在等待分配中,他的远配,曾让我缩紧了心,不知会有怎样命运落到自己头上。这一天分手后两人的联系就中断了。后来只有一次,那是我们毕业两年后,有一位三年级时就因病退学的同学,也是上海人,因为与我们两人都通信,忽然转寄给我一页来自新疆的他的信笺。

我们三人有共同话剧爱好,反右关头还不知轻重地一起排过一幕英国独幕剧(女主角还特邀了高一届的后来成为著名歌唱家的朱逢博来客串女主角)。这上海同学告诉他,我和一些以建筑系教工为主的老师又有了一个话剧爱好者组织,最近还演出过一出独幕剧。远在新疆消息闭塞的他,因此才得知我已留校,于是给我写了这封字大话少的信。我现在还清楚记得,信文虽只有寥寥数语,但其中一句“莎士比亚复活了,我死了”的话,让我颇为震惊,深深地感觉得到他处境的悲凉和心灰意冷。然而据我后来听说,其时他虽然沦落,倒反而像是有些莎士比亚灵光附身的样子的,居然给兵团创作了一部带多声部总谱的小歌剧!从基层一直巡演到师部。我给他回了一信,很希望就此建立起联系,但是却没见回信。也许,我那封信他并未收到?因为他在那信里曾透露,在兵团,他行踪很不安定,伊犁、额敏、奎屯……到处转,遗失一封信并不奇怪。

我们毕业后的重新见面,已在40多年后!

那是90年代的一次校庆,他难得地来了。然而匆匆,因为此时他已成为学校的“贵宾”校友,被官面上的应酬缠身,没有充裕时间和同班同学叙旧了。

他变身为贵宾,同学并不意外,因为知道他那时已“升官”。原来,60年代的新疆是一个人才匮乏的地方,虽然他的文艺才干曾偶然被打杂式地利用开发,但他的专业本领,其实更有发挥价值,却一直被埋没。后来据说某次兵团征求建宿舍方案,在周边知其底细的人鼓动下,他对付也交上去几个,顺带还画了彩色效果图,哪知一下子就脱颖而出了!真是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我想起这曾经是他反右时被批判的言论之一,如今却适时的应验了。一个人的真实才华,只要有显山露水的机会,是遮掩不住的。记得系里美术教研室素描最好的一位老教授,在我留校后,知道我与他是同班同学,忍不住对我说过:“某某是我从教以来教过的素描最好的学生”!

后来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出出不断提拔、升迁的“喜剧”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政策允许大批当年的右派回返原出发地时,上面为了留住他,不仅升官还配套地给了入党的“待遇”……。就这样,他总算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一路从“普通一兵”,做到了地级市的局长、副市长、最后甚至坐上了自治区厅长的交椅,退休后仍在政协领导给了个位置。这就和他回校做嘉宾挂上了钩。

我们这次班级聚会,我并没有机会单独向他求证其先苦后甜的详细人生经历,不过在他返回新疆前的国庆期间,他打来电话,说同济出版社的某某编辑约了他,让他问我愿不愿意一起聊聊,我说当然。于是与那编辑直接通了电话,他提议到三方乘地铁过去都适中的一家书店见面,说那书店,地铁10号线上海图书馆站下车就到,大家可在站厅碰头。

我以为书店会在图书馆旁边,心想这倒是“饭店门口摆粥摊”的精明老板的好主意,可完全没想到,它竟就在地下的站厅边!这是一家相当规模还带咖啡茶座的新型书店。我们找了个安静的位置,就海阔天空的聊了起来。

我认识那编辑,是因为他在编的一本有关同济建筑系的文集,不知从哪儿看中了我的一篇博文《大学五年》,找过我;而那同学则经该编辑的手出过一本钢笔画册。如今这位编辑正在为一本已出到第五辑的叫《民间影像》的丛书寻找稿源,征求有黑白老照片的故事。我们知道的长辈、熟人的故事倒是不少,可是老照片就难了,并非从来没有,而是在岁月动荡中,大多因自然、战火、政治环境的因素而灭失了。我们自己的,更因为当年都是穷小子,很少有人消费得起相机(那可不是如今一家甚至一人数机的数码相机时代),所以能留存的也大多是纪念留影式的集体照,有场景有故事意义的照片,非常少。像新疆同学的艰难岁月,谁会有胆量或有闲心去为他摄影立此存照?

我不想在此来复述他辛酸的经历了, 事实上他的人生遭际,与相当一批当年右派一样典型而又有个案特殊性而已。知名人物,从前国家总理朱镕基,到最近刚去世的作家张贤亮,还有兼有二者身份的前文化部长王蒙,以及费孝通、钱伟长……都是这样从践踏在泥土的位置上重新站起来的。他们的故事大同小异,在张贤亮的几部小说中已经反映得淋漓尽致了——政治灾难塑造了他们的悲喜人生。

值得深思的是,并非只有右派才是受难者。我们这次同学聚会,虽然大家信任由我来组织,但最后落实聚会地点,却是一位同样有先苦后甜经历的女同学自告奋勇提出来的——她建议就在她家,如果人数在十人左右,就不出去吃饭了,她设家宴招待(她们家的大餐桌只能坐123人)。很巧,除了联系不上、因病因事无法出席等原因外,能到场的上海同学加上两位外地客人恰好十人,就此敲定。

这并不是在她家第一次同学聚会,有一次全班230人,也是一辆大巴拉过去,因为她家是真正的别墅,占地3亩多,除了别墅客厅大,一块大草坪,什么活动都施展得开,当然还有她和先生的特别好客。但设家宴吃饭这是第一次。

如果说前面那位新疆同学的发达是“贵”的话,这位女同学应该属于“富”一类的。富在碰巧有余钱,遇到碰巧的时机,当机立断买下了一块超便宜的宅基地。当时莘庄地区某农村准备开发一片土地作住宅用地,获得主管部门批准后,采取将这片城市边缘土地分割成适当大小的地块,分别出售,让业主自建别墅。

然而这位女同学钱并不多,她曾经的遭遇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那位新疆同学当初的境况甚至还要糟。由于诸多政治生态的原因,她曾被迫中断学业,发配里弄,以致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一度靠救济做临时的代课老师糊口。而且她的丈夫那时也被划右派!买地时,她刚从困境中走出不久,好不容易归了队,重新从事城市规划工作,但以一个普通工资收入菲薄的技术人员的财力,显然离买地建房差的太远。幸运的是,她的丈夫那时已时来运转。

她丈夫本是解放后第一代培养出来的雕塑家,最早以第一座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的出色雕塑装饰,闻名雕塑界。可是划成右派后,一切归零!工资也被降到勉强维生的程度。但三中全会后全国性的右派“改正”,让他重获生机,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成为上海首屈一指和国内纪念性雕塑有数的专家大腕,各地的雕塑任务不断。这才有了买地的经济基础。

他们自己规划设计的别墅和庭院,肯定算得上是同学中居住条件最“高大上”的豪宅了,不过他们过去的居所,却不堪回首。那天她陪两位外地同学参观别墅里的房间,在放满雕塑小样的可称为作品陈列室的一间房的墙上,她指着一幅水粉画作介绍:那是当年我们的住房,上面不足十平米的阁楼,就住着我们一家四口。新疆同学马上接过话头,苦笑着说,我们住的也许还没这大,你这还有楼,我那里只有土坯平房……

俱往矣,如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那天我们先是在室外的大草坪一处树荫下围桌落座聊天,院子里散在的五株桂花树,飘荡着阵阵浓郁的芳香。除了饮料、零食,所有水果都是她家园自产的,葡萄、柿子、桔子,还有白果(银杏果实。他们开始曾沿基地边,种了二十来株,后来长大太密,移走了一半)。中午回室内餐厅的大餐桌上用午餐,基本上是西餐,分食制,主菜是烤三文鱼块和烤猪肋排,可以每人一份,但多数人吃不下那么大块的。另一位离她家较近的上海同学,从家里带了一盘色拉,一盘盐水鸭,我也贡献了一瓶上好法国红酒,原是朋友送的,我们家人都没有饮酒习惯,正好拿来借花献佛了。最后上了一道“秘制”的南瓜浓汤甜品,南瓜也是她家自产的,据说那是挑最好的一个老南瓜,切块用粉碎机打烂加上几味配料熬制的,确实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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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庭院大草坪树荫下的欢谈,背景立着雕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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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宾十多人将这餐厅挤得满满当当,摄影者无论站在那个空地位置,人都拍不全了。

最后的节目,自然是摄影留念了,主人夫妇、两位远道而来的稀客,一时成了大家争相合影的“道具”。在欢快的道别声中,大家不断叨念着来年找机会再聚。不过大家也心知肚明,有些内心深处的伤痛,并不会真正烟消云散。就在草坪上聊天时,不经意地提到一位许久未见面的同学的名字,坐在我身旁的新疆同学,悄悄对我附耳说了一句:我那时候每月得向他交一份思想检查。我说还有这样的事?我只记得,当时有你的思想汇报定期贴在黑板旁的墙上。他说,班里是派他专门监督我的改造的。原来我一直觉得,他这个右派,在班上与大家的待遇也差不太多,那真是不知道政治厉害的糊涂之见了。那位监督他的,其实也是无奈的组织任务吧,虽然毕业前他入了党,但是最后组织再次看中他,他也成了分配去边远困难地方的带头人,在大西北离那新疆同学不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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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别墅门前来张合家欢,前面的花盆是原来就那么排放着的。

一次同窗小小的聚会,折射出我们这代人五、六十年的人生经历,也反映着我们处身的社会变迁。个人的命运,在这个社会,是一个十分渺小的话题,可是对于每一个个体,难道这不是他生命价值的全部吗?我真的不希望无法自己把握命运,而任由处身的环境特别是别人来摆布演出一幕幕悲喜剧。如果要像说得好听的那样让人们“尊严地活着”,那实在还有太多不如人意的地方。

其实,人生百年,以我的阅历,早已认识到应该视富贵为浮云了,而且,同学青春岁月的辛酸苦涩,再大富大贵也是无法补偿的!但他们如今命运的逆转,相对事业有成、生活富足的境遇,总还是值得庆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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