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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wc39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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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读了我的一些博文,便可知道,作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由来多少有些偶然,虽然建筑学专业是我所爱,但成为这个专业的老师却有些身不由己的机缘。不过如今在我对大学教师这一职业逐渐适应并喜欢且又将渐行渐远之际,却又平添了几分惆怅,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大概还是,大学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不由想起陈丹青的离开清华,他本是怀抱理想跨入自以为的学术圣地的,然而没料到“水木”已经不再“清华”了,那就选择离去!我佩服他的毅然,虽然这只是犬儒的洁身自好,并无补于理想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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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抗战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记忆(下·图文)  

2015-09-02 08:47:57|  分类: 往事萦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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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开始工作的地方是在汉口的一所医院里。一座小洋楼上临时宿舍的窗口,可以俯看到不远处一个操场上美军白天的操练和夜晚影影绰绰的露天电影。还有,因为那座楼在租界区里,设备很现代,算是很早地就见识了抽水马桶,这在当时中国,即使是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也是较少人有过的体验。

那医院离长江边的江滨大道好像相当近,汉口的标志建筑江汉关钟楼印象很深。后来母亲随机关搬了次家,具体地点是不记得了,但好像有“硚口”、“瑞祥路”这样的地名,不远处还有条铁路。从洋楼搬到住集体宿舍了,但仍然有美国的影子,圣诞夜,可以隐约听到大院小礼堂里,美军和一些华人在一起闹腾的舞会音乐。

美国货,更是生活中无处不在,成为抗战胜利后我印象最深刻的记忆。美军战时剩余物资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到机关,机关又作为部分替代薪水的福利发给职员,家中一时充斥着U.S标记的各色物品。除了蚊帐、雨衣、睡袋、胶鞋……等生活用品之外,最多的是草绿色的军用牛肉罐头、干酪罐头、奶粉和软包装的橙黄色橘子粉。也许是东西稀罕,藏着不舍得吃,也许是后来母亲或舅舅单位又发的,家里一直到解放初期还在吃!街头巷尾地摊上也是满眼的“克宁奶粉”、“玻璃丝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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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离开重庆前的照片,那发式是当时职业妇女中流行的,其实也是美国传来。

记忆中汉口的一段生活还算平静,但其实大家仍处在一个远未和平的动荡环境中。有一回,那家医院忽然涌进来一大帮浑身是血的人,紧急要求救治。看他们穿着都是白色或细格纺绸褂子一类,挺像富人,但又听到说是长江上跑船的,也许是些搭船的商人?不幸遇到日本人或是自己人布在江上的水雷吧,船毁损,人伤亡。在我记忆中,这战后的一幕,竟是我直观的最贴近“战争”的血腥场面。

但六七岁的脑子里仍然是没有敌人、敌国这类概念的,印象深刻的倒是日本侨民离开时卖掉的东西,我记得自己玩的玩具偶人,写字的信纸……等等,都是日本货,都很漂亮。信纸很特别,印着浅褐色的直行条格,好像边上有细小汉字还表面明是军用的,非常薄而韧的一种绵纸,不易撕破,既可写毛笔也可以写钢笔……到我小学高年级,家里还有。还有一本也许是西式信笺的厚纸板封面,大红的底子,就一个黑色揩书的遒劲汉字端坐中央,字体粗壮,有许多一丝丝留白,笔画末端很是毛糙,犹如龙飞凤舞,我很震憾!现在回想起来,感觉这些细小的最初审美体验,都几乎影响到我长大后的专业审美追求。

另一类有影响的事物,是美国电影、流行歌曲和零食,比如经常吃的 “美的”牌冰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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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惊喜的是,网上竟搜到一张“美的”牌冰棒的简陋包装纸(图样局部),如今收藏者要卖40元。有趣的是“美的”居然是My dear(我亲爱的)。我一直以为如今广东的“美的”电器是抄袭它,这才知道冤枉了,那“美的”用的拉丁拼音是Midea,但既非汉语拼音,也不像广东话发音,又非英文,令人费解。

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段公务员生活环境,应该是有点“小资情调”的。一方面小小年纪已经会跟着母亲哼《魂断蓝桥》、《夜上海》、《拷红》等流行歌曲,另一方面却也会哼唱《卖报歌》、《游击队歌》,岳飞的《满江红》和现在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记忆中甚至还有《太行山上》的旋律。美国电影,应该看的是《出水芙蓉》那些好莱坞经典,还记得的就是人猿泰山系列。

汉口时代,我印象中上过两处小学,都是短暂的中途插班。有一所似乎是在一处弄堂里,应该是一所老房子的厅堂,教室后面是敞开面对一个天井的,下大雨天,后几排需要撑伞,雨水漫进教室脚都无处放……。短时间里换学校,完全没留下任何同学的印像。玩伴主要是妈妈几个同事的小孩,因为大家住在同一幢宿舍里。但后来大多不知所踪了,只留得几张珍贵的肖像照。其中有一个小伙伴,解放后在杭州重逢,便一直交往着。

唯一一个女孩,叫宋蓉蓉,比我稍大些,只记得一起钻在桌子下办家家玩过,是从重庆一起过来的。蓉蓉妈妈与我妈同姓周,好像名叫亚兰(音),爸爸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可能是在保卫武汉或重庆的大空战中,英勇牺牲了,大人们特别同情她妈妈也关爱她。可是解放后听我妈不知哪儿转辗得来的消息,说这女孩战时生活损害了健康,得了肺结核,在十多岁就已早夭了。说到底,这都该记在那场侵略战争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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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蓉生前留在我们家庭相册的照片

1946年下半年,家中其他人,终于也有了出川的机会。因为舅舅所在的卫生署药品经理委员会要复员到上海,他们是乘民生轮船公司的一条叫“民本号”的轮船去往上海的,那比我们乘飞机可折腾多了。在宜昌、武汉、九江、南京等码头,都有人、货上下船,一路开开停停走了好些时日,舅妈还在宜昌生下了一个儿子,小名就叫宜生。到汉口与我们母子两见了面,皆大欢喜。最后他们总算千辛万苦抵达上海。

好在上海有我母亲的异母姐姐一家,从抗战前一直到解放后都定居在虹口东余杭路的一条里弄里。淞沪战争爆发前母亲、舅舅也曾生活在上海,与他们来往还算密切,所以不会感到人地生疏。这位姨妈原来还有一位弟弟,也就是我异外婆的大舅舅,是小学老师,但未曾谋面过,抗战胜利前夕,贫病交迫死于难民收容所中。失去了生活依靠,大舅妈只好带着两个小孩,孤儿寡母地回老家湖州讨生活,那儿还有大舅名下分到的房产,几间房与我们家共一个墙门。

姨妈是家庭妇女,嫁给了一位据说是绸缎庄的跑街先生,大概就是现在跑对外营销的吧。他们有二男三女,多数是中小学教师,只有老三是烟厂女工。但据说她与我母亲最亲,后来我上大学到上海,也对我特别关照。

我和母亲在汉口一直待到1947年,那时内战已呈燎原之势,国民党政局正风雨飘摇,家里几个人都分散在不同城市的一些政府医疗机构工作,长期飘泊居无定所。虽然他们都不懂政治,但他们身边不乏倾向于或者就是共产党的人士,解放后听母亲和舅舅闲聊说起过,当时交往密切的某某同事、漂亮的Miss某,大概都是地下党。虽是推测,却可知国共政治其实离大家的生活并不遥远。所以他们虽迷茫却也是有倾向的,在动荡的时局里清楚看到,国民党腐败没有希望,做溃败政府的殉葬品太无谓了!便商量反正要送外婆回湖州老家,还是辞了工作一起带孩子回去,可以先自己开诊所维持生计,然后再看形势谋出路。

母亲辞职的当时,正酝酿着与父亲离婚。原来在重庆时她已经从父亲同事口中得知,他其实在老家是有过原配夫人的,只是读书加抗战,长期在外,音讯不通,对将来能否再见希望渺茫,便又与我母亲结婚,但隐瞒了这段婚史。这与后来看到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情节颇有几分类似,也是抗战中屡见不鲜的故事。胜利后母亲决断地选择与之分手,也成全了那个老家的无辜女人。

父亲最后离开重庆,是因为19446月经老同学介绍在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医务室谋得一份工作,抗战胜利后,便随复员潮与机关一起迁往南京。母亲带我回湖州,特意先坐长江轮船在南京逗留,只为办妥协议离婚手续,了断这段谈不上恩怨的缘分。同时为了筹备开诊所事少分些心,暂将我留在南京交由父亲照顾,那也是我一生中与父亲唯一共同生活的大约半年时光。在那里我见到过那位原配夫人,是个胖胖的面相和善的妇人,对我毫不见外,父亲让我叫她婶婶,我一般难得叫她。并非对她有看法,只是陌生,那时我还不懂她与我母亲的关系,与她是相安无事的。

其实我从小就并不怯生,只是不太愿意叫人。记得在长江轮船那个小社会,就曾与各色人等有所接触。我睡的上铺床头有一孔可以看到一板之隔另一舱房的固定小窗,一天我好奇地张望时,玻璃那边出现了一张年轻男子的脸,他可能觉得我好玩,一会儿转过身去找出了一盒瓷器的小动物玩具来逗我,并示意我,如果喜欢可以送给我。于是我让母亲陪我到甲板上与他相见,他果然把那盒瓷玩具送给了我。打问下来,原来是一位从九江上船的瓷器商人,他说他带着好多货去南京卖,这玩具是其中最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我却只是天真地想,那他手里另外那些值钱的东西不知会有多好玩呢!不过我记得,这盒东西一直到解放初期,我还保存得好好的。

与这位不管什么时局只顾做生意的瓷器老板不同,我在甲板上,还遇到一位年轻国民党军官,因为一身美式军装,又戴着那种寛檐的硬舌军帽,开始我对之有些惧怕。没想到,这位英俊神气的军官,主动和我打招呼,还买来零食和我套近乎,后来与母亲也聊了一会儿。总感觉那军官表情挺凝重的,不怎么开心,如今想来,他或许感叹公务员母亲已经辞职,而军人职责,却身不由己?不过更可能是对时局已有些不祥的预感?

父亲在南京工作的行政院医务室,我只进去过一两次。那小时候外面看上去十分宏伟的宫殿造型建筑,里面走廊、医务室感觉都很空阔,又很暗,其它啥样子则全无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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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老照片

住家的地方尚记得叫“公教新村”,估计那是父亲单位借给小职员住的。楼前就是泥地,我们一些小孩在那儿挖几个洞,就可打弹子玩。80年代我去南京出差,还偶然路过有这个地名牌的一条小路,但是完全没有看到印象中很简单的条形二层宿舍,也许老房子早拆了?也许那新村很大,我们的住所在另一片?

不过,写这篇文章时,上网查了一下,抗战胜利后为了安置从大后方复员的公教人员及家属,南京特意设计建造的“公教新村”竟有五处之多!后来看到一张建筑平面图,那个直伸到楼门口的直跑梯,一下唤起了我的记忆,应该就是这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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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这公教新村乙型住宅竟还是建筑大师杨廷宝的作品!该建筑被誉为经济得一平方米多余的面积都没有,小套仅27平米,据网页描述外墙是混凝土柱与砖墙共同承重,内墙则是简易的竹笆粉刷。这些我当然毫无印象了。

作为小孩根本不知道行政院是当时中国的最高“行政衙门”,对政治时局更是理所当然的浑然不晓。我在那儿附近一所小学,就地插班上了大概不到半年学。

    不过印象中有个玩伴王姓同学,说过他家很快要去台湾。他比我大,也许知道台湾在哪里,而我虽知道台湾隔着海,却并无海洋空间的概念,以为不过是搬次家,像自己曾经一路走来的重庆、汉口一样,毫不在意。直到几十年后,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夫人的仍熟练操着上海话的姑妈与女儿、外孙女一起回来探亲,2010年我自己也到了台湾,回访了这位姑妈以及她在不同城市的所有孩子们,才说不出滋味地想起,当年大人也许深思熟虑、也许迫不得已、也许纯属偶然的一个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也就跟着改变了。

后来,母亲到南京来接我,是坐火车到上海与舅舅们会合后,在姨妈家小住一阵,然后坐小火轮一起回湖州的。外婆们一直念叨的故乡终于呈现在我的面前。

那时的湖州,抗战“惨胜”的痕迹,依然到处都能看到。老家破败不堪,我们一墙之隔,原是外公排行老四的弟弟分的房产,已成了一片战火余烬的“白场”,碎砖瓦、烂木头多年无人料理,野草丛生,比鲁迅家的“百草园”还更荒芜!

我插班上小学四年级,但一口的巴蜀川话,听不懂许多吴地方言,与小朋友一时很难沟通,孤独了小半年才渐渐融合。但比起大多数同学,我跟着家人飞机、轮船、火车都乘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经历,倒成了我见过“大世面”的独特优势。须知当时小城里汽车都难得一见。特别是讲“国语”,得益于母亲在北京学的一口京腔和自己重庆话的北方语系,在吴越“鸟语”同学中鹤立鸡群,一直受老师青睐,演讲比赛之类一直到上初中都名列前茅,这也算是抗战生活给我的一份特殊“礼物”吧。不过,重庆话像南方话一样没有卷舌音和鼻音,仍成为后来语音上需长久不断学习纠正的软肋……

 

在这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我以当年一个幼稚孩子的眼光、听闻和记忆,写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抗战时期的片断经历。这些点点滴滴,当然是很片面肤浅的,也并不一定典型,但总是抗战长卷画面中色彩沉郁的一笔!现在,经历过抗战的老一代人,大都已作古,剩下几个实在是应该比“珍稀动物”更珍爱的人,我自己也垂垂老矣,有所记忆却也模糊而不确切了,抢救抗战记忆应该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为了子孙后代。

谨以此,作为对已故抗战中艰苦卓绝的长辈们的心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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